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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男人的手工活:自己动手省钞票 生活也有乐趣

时间:2018-11-25    作者:admin    来源:未知

  我们的受访者说:“上海男人开始自己动手做东西大约是1970年以后,受当时经济条件制约,为的是改善生活。到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,政策宽松了,大家就不靠自己做省钱了,而是找各种门路赚钱去了。所以讲,什么时代做什么事情,跟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经济基础密切相关。”

  上世纪60年代,少年时期的周承毅住在杨浦区双阳路延吉中路附近。因为“正好轧着,书不读了,待在屋里厢也没啥事体做”,百无聊赖之际,家附近一家街道办的服装加工厂引起了他的兴趣。

  这家工厂沿着马路有一排窗,透过玻璃可以看到工人是怎样裁剪、缝纫的。周承毅经常跑去看看,又自己买了几本裁剪书,淘了点零头布,就这样,“自己瞎弄八弄,慢慢地会做衣服了”。

  在那个年代,上海小伙子会做点针线活并不算一件另类的事情。事实上,周承毅的缝纫手艺在结婚时还派上了大用场。

  彼时,他到江西上山下乡,随后进入当地工厂工作。筹备婚礼时,他心想:结婚总归要有两件比较特别的衣裳。市场上服装的选择比较单一,周承毅便决定自己做。

  他给自己做了一件中山装,又淘到一块深米色法兰绒料作,给妻子做了一件时髦的中长款外套。“这件衣裳的领头是大翻领,袖子管细细的,下摆比较大。因为买回来是零头布,门襟、腰带里厢稍微拼了点其他料作,花了交关功夫。”他回忆说。如此量身定制、独此一件的衣裳让妻子欣喜不已。“穿出去人家都讲好。她老开心的。”

  很快,女儿出生了。周承毅说:“阿拉就这一个小孩。做了爷娘(父母),对小孩总有种讲不出的宠爱。”为了让女儿穿得漂漂亮亮的,夫妻俩分工,他来做衣裳,妻子来织绒线年代以前,自己穿的衣服都是父母做的。“每到换季的时候就想:哎呀,爸爸又给我做了什么好看的衣服啊?在一个商品有点匮乏的年代,好像爸爸的手就是点金手一样。”

  在周承毅的记忆里,那时总是想方设法给女儿“翻行头”。等到她稍大一些,父女俩还会就衣服的设计进行讨论。那件让女儿印象深刻的茜茜公主裙,他也记得。

  “她最欢喜裙摆老大的裙子。”周承毅说,“《茜茜公主》的电影出来,她老欢喜的,有趟就跟我讲了。我帮她寻了块白色府绸,上头做成露肩背带式的,在背带上缝了交关(很多)花边。下头裙摆做得老大,她穿好就在屋里厢转圈,开心得不得了。”

  现在回想起以前做衣服,周承毅说:“侬晓得,阿拉这一代人成家以后,作为丈夫也好,爸爸也好,总归有份责任心。既然要对这个家负起责任来,有交关事体侬必须要亲力亲为。侬尽心尽力去做了,家里人也能感觉到。”

  也许是受了爸爸潜移默化的影响,周璇毕业后从事了服装方面的工作。刚起步的时候,爸爸还为她当过“参谋”。“一件衣裳具体哪能量尺寸、有哪些相关的名词,她刚刚开始做的辰光啥都不懂,我就帮她讲讲。她对这一行蛮欢喜的,现在也是老手了。”说到这里,周爸爸呵呵笑了笑,语气里满是欣慰。

  1996年,还在上小学的钱君石回到家,发现书包夹层坏了。爸爸随手从缝纫机抽屉里拿出针线,聚精会神地帮他缝补起来。“爸爸是做文字工作的。但是因为有上山下乡的经历,平时也会缝缝补补,是蛮传统的上海男人。”钱君石说。

  当时,他在房门边看爸爸缝得那么认真,悄悄拿出照相机拍下了这张照片。“爸爸完全不知道。过了好久,等那卷胶卷冲出来,他才发现,还夸我拍得不错。这是我的第一张摄影作品,一直珍藏着。”

  “因为音乐,上海人开始寻找更能体现音响效果的工具,于是,喇叭箱以一种可爱的笨拙精神出现在上海人逼仄的生活空间。”

  “在物质匮乏的年月,喇叭箱必须是自力更生,几块松木板就能钉成一只箱子,甚至有人在走投无路时偷了老娘的洗衣擦板。最后一枚螺丝扭紧后,上色,罩漆,喇叭口前覆一块喇叭布,这种镶着金线的布在浙江中路牛庄路有买,不要布票。当时,那一带是电子元器件的大本营,成千上万无线电爱好者在这里长大成人。”

  1978年,易东保和郭杰峰结婚的时候,喇叭箱是婚房里必不可少的“增配”。易东保回忆说:“先开始大家是装矿石收音机,等到阿拉结婚的辰光,捷克式落地喇叭箱已经流行起来了,它的音质比台式收音机要好,婚房里一定要有一只,比玻璃橱还普遍。”

  包括喇叭箱、玻璃橱、沙发在内,当时结婚有许多东西“有钱也买不到”,可上海小青年们又想要。不擅木工的易东保只好请同事帮忙,一起动手自己做。“结婚毕竟是人生当中一桩老大的事体,想弄得好点,只好逼上梁山自己来呀。”他说,“喇叭箱里的零件是阿拉阿哥装的。他有台装好不用的‘赤膊机’,我把它拿过来,外头敲了个捷克式的木箱子,把它装进去。”他说。

  由于筹备婚礼的各项事宜排得特别满,直到结婚前一天,这只喇叭箱才装好。“箱子外头有块深紫色镶金线、类似织锦缎的布,直到夜里厢才封上去。哦呦,第二天就结婚了,差点来不及。”现在回想起来,郭杰峰还有点有惊无险的感觉,也忍不住夸赞丈夫:“讲讲是三脚猫,但是做出来还混得过去。当时虽然老多东西店里没买,但是上海人总归动足脑筋。所以到结婚辰光,屋里厢看上去都蛮像模像样的,也是蛮有本事的。”

  1980年,上海青年林振康要结婚了。要买电视买不到,想来想去,准新郎官决定自己做一台。

  做一台电视机,意味着从里到外都要靠自己组装。“侬照片上看到的电视机壳子,是我用三夹板、五夹板做的。”林振康介绍说,“为了这点木板,要凭户口簿,半夜三更到阿拉徐汇区木材供应站排队去买。”

  光会木匠活不行,还要懂“半导体行当”。林振康找来了姐夫帮忙。“他大学里厢是学电子专业的。所以,我装壳子,他装‘肚肠’。”然而,“肚肠”并不是想装就能装。“里厢交关材料不是侬一记头买得到的。最难买的是啥呢?一只显像管。”

  买显像管,要去淮国旧(即淮海路国营旧货商店)淘电子管厂淘汰下来的瑕疵品。这样紧俏的货品并不是天天有,想买必须和营业员搞好关系。“侬一直去的话,跟两个营业员关系熟悉了,人家会问侬:做啥每天来?噢,原来要寻只显像管。格辰光(那时)又没电话的啰,侬要每天去,人家才会告诉侬:这两天大概要来了。”

  电视机的“肚肠”里有许多电子元件,当时也是一个个手工组装的。“电阻、电熔、三极管……总共大概有两三百只。”即使把所有的元件全部按部就班装好,电视机也不是马上就能正常运作的。“比方讲这个位置应该装15欧姆的电阻,侬就是买到了装上去,也不行。为啥呢?因为有老多元件是次品,要么超过15欧姆,要么15欧姆不到,要用万用表自己量,装好还要调试。”

  从起意要装这台电视机,到“日日夜夜”投入进去,林振康和姐夫总共花了半年时间。千辛万苦组装出来的电视,颇是在弄堂里出了风头。

  1979年初,家住哈密路中新泾的郭林福结婚了。可以说,他的新房从里到外都由上海男人制造。

  房子是1974年父亲为他们兄弟三人盖的,一栋两层三间带露台的楼房可谓开风气之先。在此之前,村里大都是一层楼的平房。而新房里的布置、部分家电和家具则由郭林福和他的兄弟们一起打造完成。

  “当时结婚流行三十六只脚(形容家具很多),三转一响(自行车、手表、缝纫机和收音机),被头十几条,新房涂上105苹果色水性涂料,水泥地板刷上朱红色油漆……这些都是不错的基本配置。”郭林福说,“但是还有许多‘加配’,比如沙发、电风扇、落地式喇叭箱、台灯等等,要靠自己做。”

  新房里的沙发是郭林福亲手做的。由于当时木材很难买到,他想到了家里宅基地(即农村的农户或个人用作住宅基地而占有、利用本集体所有的土地)上的大树,把它风干后开片成板材,钉成了沙发的框架。“这种树我们叫它‘元宝树’,或者‘风凉树’。树很大,到了夏天,像垂柳一样垂下来一串串果实,摘下来就跟元宝一模一样。小时候,我们经常在大树底下乘风凉。”

  沙发里的填充材料用的是麻袋、破棉被和棕片;弹簧则是请厂家加工制作的。沙发上的花纹看起来颇有欧式风情,实际上,是大哥用一条线毯缝制而成的。

  那时流行捷克式落地喇叭箱,北新泾的一家商店里就陈列着一台,由新泾木器厂生产。郭林福的弟弟和小弟兄们照着它的样子,自己采购元件,从箱体制作、上漆,到安装、调试,依样画葫芦做了一台。

  喇叭箱上那盏特别的钢琴式台灯是大哥的杰作,甚至连墙上的那幅桂林山水,都是村里一个姓王的小兄弟用一块纤维板刷上白漆打底后画上去的。

  “那时又要扎台型,又没噶许多钞票,多数都是靠自己做,靠自家兄弟还有村里的‘小兄弟’帮忙。阿拉这代人实际上都蛮勤俭持家的。”他说。

  1982年,谈凯敏的儿子呱呱坠地了。因为是双职工家庭,夫妻俩请了隔壁弄堂里的阿婆帮忙带孩子。

  儿子长到10个月大的时候,问题来了。“不是要学步了吗?他老皮(调皮)的,不肯在床上睡,要走。但是走嘛又不会走,睡嘛又不肯睡,个么(那么)带起来就比较吃力了。”谈凯敏回忆说。阿婆直呼吃不消,强烈要求他买辆学步车回来,甚至放言:“侬再不去买,我不帮忙带了。”当时,一辆学步车的售价大约是七八十元,对于工资只有几十块的谈凯敏来说,不是一个小数目。好在他从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尝试动手做各种东西,学步车自然也不在话下。

  首先,他去研究了一下市面上学步车的构造,把尺寸量下来。然后结合手边已有的旧物,着手做起来。上圈是用妈妈家里的坏矮凳改的,下圈是虬江路旧货市场淘来的旧铁管,座椅是用木板锯的,外面包了层人造革。谈凯敏说:“拼拼装装弄出来,几乎自己不出钞票。花钞票买的只有四只滑轮,旧的铁架、铜价。整个成本大概一二十块,比买现成的便宜多了。”

  这辆学步车的份量比现成的塑料学步车要重,反而更加稳当、实用,让儿子顺利地度过了学步期。后来还先后有四五个同事、朋友借去用,甚至在将近30年以后,孙女降生,学步时用的也是它。

  “我是老三届,进厂做工人,动手能力强。上海男人里的‘动手派’,基本是阿拉这一代。”谈凯敏说。说起自己动手做过的东西,他如数家珍:最早是做落地碗橱、书橱、书桌、玻璃橱等简单家具,然后是晶体管收音机、喇叭箱、落地灯、台灯、自行车、电风扇,直到黑白电视机。给孩子做过二胡、迷宫轨道、学步车、儿童餐椅等等。

  “埃个辰光动手做点什么,好省不少钞票,生活也充满乐趣。”谈凯敏说,“最惋惜的是当年以60块钱把自己做的红木二胡卖给了淮国旧,相当于两个月工资。当时觉得很合算,现在想想多可惜。”

  如今,时代不同了。他说:“开始自己动手做东西大约是1970年以后,文革高峰过去,人闲着没事,又受当时经济条件制约,为的是改善生活。到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,政策宽松了,大家就不靠自己做省钱了,而是找各种门路赚钱去了。所以讲,什么时代做什么事情,跟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经济基础密切相关。”

  1979年,远在辽宁葫芦岛(原锦西市)工作的夏正玉,收到爸爸从上海发来的消息,让她等候通过火车托运过来的一套家具。当时,她刚刚新婚不久,那是爸爸亲手打的,作为送给她的嫁妆。

  托运过来的家具、缝纫机用旧线毯、旧床单小心包裹着。夏正玉想象着爸爸如何在弟弟妹妹的协助下,把这些大家伙运到货运火车站。“从阿拉屋里到火车站有点距离,运过去应该蛮吃力的。”

  打开包裹,一整套家具包括大橱、五斗橱、电视机柜、沙发、桌椅和床,样式是上海当时流行的款式,在北方显得很时髦。夏正玉特别喜欢那个三门大橱:“式样蛮好看的。北方当时主要是炕柜,还没有大橱、五斗橱这种家具。”

  爸爸在房地局工作,因为手巧、会想办法,家里房子修修补补都靠他。夏正玉想象着父亲如何利用业余时间,在家里把这么多家具一点点做出来。她是家里的大女儿,17岁上山下乡,先到云南农场,后来又工作调动来到东北。父母不在身边,收到这样一份特别的嫁妆,心下很是感动。

  由她“开了个头”,接下来弟弟妹妹结婚,爸爸几乎给每人打了套家具,甚至于隔壁邻居家有人结婚要做家具,也请他帮忙。

  很多年以后回想起来,夏正玉明白了爸爸当时打家具的苦心:“阿拉爸爸家庭负担蛮重的,因为爷爷走得早,爸爸作为老大,每个月要贴补奶奶,照顾叔叔孃孃(姑姑)。埃个辰光(那时)买一套家具老贵的,他自己打既是一份心意,也好节省交关钞票。当爷娘的真是不容易,爸爸这一辈子蛮辛苦的。”

  1979年,在贵州遵义支援大三线建设的李致用和郑娅奋要结婚了。“三十六只脚”不用愁。当时为了生产需要,上海有木工厂配套内迁过去。考虑到很多上海青年到了适婚年龄,贵州当地的轻工业又相对落后,木工厂的老师傅专门做了几批上海式样的大橱、五斗橱等家具,供应给他们。然而,假使新人“要求高一点”,想要沙发、茶几、靠背椅之类的,就只有自己想办法了。

  这可难不倒李致用。读中学时,他通过学工认识了木匠间的师傅。文革停课,他索性到师傅那边报到,认认真真学了木匠手艺。借回上海探亲的机会,他在当时北海路“鞋材辅料一条街”买了铆钉、海绵、做樟木箱的五金配件等,回贵州后在宿舍里做起了木工。

  他做了一套四把红色全包靠背椅。“颜色当时算老跳(出挑)的,式样放到现在也不过时。”郑娅奋评价说。靠背椅的式样参考了上海当时流行的一本“百科全书”,名叫《家庭日用大全》。

  做樟木箱的时候,李致用打的是传统的燕尾榫,除了包角,其他没有用一根洋钉。“做好是一整只六面体的木箱子,没盖头的,连厂里的老师傅都觉得奇怪。”郑娅奋回忆说。原来,按照传统的做法,盖头是箱子做好后根据比例锯开来的。

  如此灵光的木工手艺,在亲友结婚时自然少不了帮忙。李致用帮小舅子做过一只三人沙发,在弄堂里扎足了台型,也讨足了丈母娘欢心。“锯木头、绑弹簧的辰光,大家都跑过来看,觉得老稀奇的:哎呦,自己做沙发啊?阿拉姆妈老得意的:‘这是阿拉女婿。’”

  直到现在,女儿还珍藏着一只迷你小板凳,那是将近30年前李致用精心为她做的。当时,李致用夫妇在贵州工作,女儿则在上海长大。邻居家的小男孩和她年龄相仿,有只爸爸做的小板凳。“阿拉女儿老欢喜这只小矮凳的,每趟到人家屋里都要坐。人家外婆看她欢喜,就送给她了。没想到男小孩不开心了,又把它讨回来,讲‘这是阿拉爸爸做的’。阿拉女儿不服气:‘我也叫阿拉爸爸做一只!’”

  千里之外的李致用听说这件事后,安慰女儿说:“阿拉也做一只,做得比人家的还要好。”他做的小板凳只比连环画稍微大一点。“就像人家小人国里的矮凳一样。”郑娅奋说,“但全部是用榫头做的,一点也没偷工减料。”

  凳子托人带回上海,女儿看了爱不释手,还带到人家屋里去炫耀:“这是阿拉爸爸帮我做的!”“因为做得特别好,阿拉女儿不大舍得坐,一直囥(藏)到现在,还是全新的。”郑娅奋说。

  我们的受访者说:“上海男人开始自己动手做东西大约是1970年以后,受当时经济条件制约,为的是改善生活。到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,政策宽松了,大家就不靠自己做省钱了,而是找各种门路赚钱去了。所以讲,什么时代做什么事情,跟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经济基础密切相关。”

  上世纪60年代,少年时期的周承毅住在杨浦区双阳路延吉中路附近。因为“正好轧着,书不读了,待在屋里厢也没啥事体做”,百无聊赖之际,家附近一家街道办的服装加工厂引起了他的兴趣。

  这家工厂沿着马路有一排窗,透过玻璃可以看到工人是怎样裁剪、缝纫的。周承毅经常跑去看看,又自己买了几本裁剪书,淘了点零头布,就这样,“自己瞎弄八弄,慢慢地会做衣服了”。

  在那个年代,上海小伙子会做点针线活并不算一件另类的事情。事实上,周承毅的缝纫手艺在结婚时还派上了大用场。

  彼时,他到江西上山下乡,随后进入当地工厂工作。筹备婚礼时,他心想:结婚总归要有两件比较特别的衣裳。市场上服装的选择比较单一,周承毅便决定自己做。

  他给自己做了一件中山装,又淘到一块深米色法兰绒料作,给妻子做了一件时髦的中长款外套。“这件衣裳的领头是大翻领,袖子管细细的,下摆比较大。因为买回来是零头布,门襟、腰带里厢稍微拼了点其他料作,花了交关功夫。”他回忆说。如此量身定制、独此一件的衣裳让妻子欣喜不已。“穿出去人家都讲好。她老开心的。”

  很快,女儿出生了。周承毅说:“阿拉就这一个小孩。做了爷娘(父母),对小孩总有种讲不出的宠爱。”为了让女儿穿得漂漂亮亮的,夫妻俩分工,他来做衣裳,妻子来织绒线年代以前,自己穿的衣服都是父母做的。“每到换季的时候就想:哎呀,爸爸又给我做了什么好看的衣服啊?在一个商品有点匮乏的年代,好像爸爸的手就是点金手一样。”

  在周承毅的记忆里,那时总是想方设法给女儿“翻行头”。等到她稍大一些,父女俩还会就衣服的设计进行讨论。那件让女儿印象深刻的茜茜公主裙,他也记得。

  “她最欢喜裙摆老大的裙子。”周承毅说,“《茜茜公主》的电影出来,她老欢喜的,有趟就跟我讲了。我帮她寻了块白色府绸,上头做成露肩背带式的,在背带上缝了交关(很多)花边。下头裙摆做得老大,她穿好就在屋里厢转圈,开心得不得了。”

  现在回想起以前做衣服,周承毅说:“侬晓得,阿拉这一代人成家以后,作为丈夫也好,爸爸也好,总归有份责任心。既然要对这个家负起责任来,有交关事体侬必须要亲力亲为。侬尽心尽力去做了,家里人也能感觉到。”

  也许是受了爸爸潜移默化的影响,周璇毕业后从事了服装方面的工作。刚起步的时候,爸爸还为她当过“参谋”。“一件衣裳具体哪能量尺寸、有哪些相关的名词,她刚刚开始做的辰光啥都不懂,我就帮她讲讲。她对这一行蛮欢喜的,现在也是老手了。”说到这里,周爸爸呵呵笑了笑,语气里满是欣慰。

  1996年,还在上小学的钱君石回到家,发现书包夹层坏了。爸爸随手从缝纫机抽屉里拿出针线,聚精会神地帮他缝补起来。“爸爸是做文字工作的。但是因为有上山下乡的经历,平时也会缝缝补补,是蛮传统的上海男人。”钱君石说。当时,他在房门边看爸爸缝得那么认真,悄悄拿出照相机拍下了这张照片。“爸爸完全不知道。过了好久,等那卷胶卷冲出来,他才发现,还夸我拍得不错。这是我的第一张摄影作品,一直珍藏着。”

  上海作家沈嘉禄曾写过,上海人的家居布置变化,一切从一只喇叭箱开始。“因为音乐,上海人开始寻找更能体现音响效果的工具,于是,喇叭箱以一种可爱的笨拙精神出现在上海人逼仄的生活空间。”

  “在物质匮乏的年月,喇叭箱必须是自力更生,几块松木板就能钉成一只箱子,甚至有人在走投无路时偷了老娘的洗衣擦板。最后一枚螺丝扭紧后,上色,罩漆,喇叭口前覆一块喇叭布,这种镶着金线的布在浙江中路牛庄路有买,不要布票。当时,那一带是电子元器件的大本营,成千上万无线电爱好者在这里长大成人。”

  1978年,易东保和郭杰峰结婚的时候,喇叭箱是婚房里必不可少的“增配”。易东保回忆说:“先开始大家是装矿石收音机,等到阿拉结婚的辰光,捷克式落地喇叭箱已经流行起来了,它的音质比台式收音机要好,婚房里一定要有一只,比玻璃橱还普遍。”

  包括喇叭箱、玻璃橱、沙发在内,当时结婚有许多东西“有钱也买不到”,可上海小青年们又想要。不擅木工的易东保只好请同事帮忙,一起动手自己做。“结婚毕竟是人生当中一桩老大的事体,想弄得好点,只好逼上梁山自己来呀。”他说,“喇叭箱里的零件是阿拉阿哥装的。他有台装好不用的‘赤膊机’,我把它拿过来,外头敲了个捷克式的木箱子,把它装进去。”他说。

  由于筹备婚礼的各项事宜排得特别满,直到结婚前一天,这只喇叭箱才装好。“箱子外头有块深紫色镶金线、类似织锦缎的布,直到夜里厢才封上去。哦呦,第二天就结婚了,差点来不及。”现在回想起来,郭杰峰还有点有惊无险的感觉,也忍不住夸赞丈夫:“讲讲是三脚猫,但是做出来还混得过去。当时虽然老多东西店里没买,但是上海人总归动足脑筋。所以到结婚辰光,屋里厢看上去都蛮像模像样的,也是蛮有本事的。”

  1980年,上海青年林振康要结婚了。要买电视买不到,想来想去,准新郎官决定自己做一台。做一台电视机,意味着从里到外都要靠自己组装。“侬照片上看到的电视机壳子,是我用三夹板、五夹板做的。”林振康介绍说,“为了这点木板,要凭户口簿,半夜三更到阿拉徐汇区木材供应站排队去买。”

  光会木匠活不行,还要懂“半导体行当”。林振康找来了姐夫帮忙。“他大学里厢是学电子专业的。所以,我装壳子,他装‘肚肠’。”然而,“肚肠”并不是想装就能装。“里厢交关材料不是侬一记头买得到的。最难买的是啥呢?一只显像管。”

  买显像管,要去淮国旧(即淮海路国营旧货商店)淘电子管厂淘汰下来的瑕疵品。这样紧俏的货品并不是天天有,想买必须和营业员搞好关系。“侬一直去的话,跟两个营业员关系熟悉了,人家会问侬:做啥每天来?噢,原来要寻只显像管。格辰光(那时)又没电话的啰,侬要每天去,人家才会告诉侬:这两天大概要来了。”

  电视机的“肚肠”里有许多电子元件,当时也是一个个手工组装的。“电阻、电熔、三极管……总共大概有两三百只。”即使把所有的元件全部按部就班装好,电视机也不是马上就能正常运作的。“比方讲这个位置应该装15欧姆的电阻,侬就是买到了装上去,也不行。为啥呢?因为有老多元件是次品,要么超过15欧姆,要么15欧姆不到,要用万用表自己量,装好还要调试。”

  从起意要装这台电视机,到“日日夜夜”投入进去,林振康和姐夫总共花了半年时间。千辛万苦组装出来的电视,颇是在弄堂里出了风头。

  1979年初,家住哈密路中新泾的郭林福结婚了。可以说,他的新房从里到外都由上海男人制造。房子是1974年父亲为他们兄弟三人盖的,一栋两层三间带露台的楼房可谓开风气之先。在此之前,村里大都是一层楼的平房。而新房里的布置、部分家电和家具则由郭林福和他的兄弟们一起打造完成。

  “当时结婚流行三十六只脚(形容家具很多),三转一响(自行车、手表、缝纫机和收音机),被头十几条,新房涂上105苹果色水性涂料,水泥地板刷上朱红色油漆……这些都是不错的基本配置。”郭林福说,“但是还有许多‘加配’,比如沙发、电风扇、落地式喇叭箱、台灯等等,要靠自己做。”

  新房里的沙发是郭林福亲手做的。由于当时木材很难买到,他想到了家里宅基地(即农村的农户或个人用作住宅基地而占有、利用本集体所有的土地)上的大树,把它风干后开片成板材,钉成了沙发的框架。“这种树我们叫它‘元宝树’,或者‘风凉树’。树很大,到了夏天,像垂柳一样垂下来一串串果实,摘下来就跟元宝一模一样。扎金花千术视频教学,小时候,我们经常在大树底下乘风凉。”

  沙发里的填充材料用的是麻袋、破棉被和棕片;弹簧则是请厂家加工制作的。沙发上的花纹看起来颇有欧式风情,实际上,是大哥用一条线毯缝制而成的。

  那时流行捷克式落地喇叭箱,北新泾的一家商店里就陈列着一台,由新泾木器厂生产。郭林福的弟弟和小弟兄们照着它的样子,自己采购元件,从箱体制作、上漆,到安装、调试,依样画葫芦做了一台。

  喇叭箱上那盏特别的钢琴式台灯是大哥的杰作,甚至连墙上的那幅桂林山水,都是村里一个姓王的小兄弟用一块纤维板刷上白漆打底后画上去的。

  “那时又要扎台型,又没噶许多钞票,多数都是靠自己做,靠自家兄弟还有村里的‘小兄弟’帮忙。阿拉这代人实际上都蛮勤俭持家的。”他说。

  1982年,谈凯敏的儿子呱呱坠地了。因为是双职工家庭,夫妻俩请了隔壁弄堂里的阿婆帮忙带孩子。儿子长到10个月大的时候,问题来了。“不是要学步了吗?他老皮(调皮)的,不肯在床上睡,要走。但是走嘛又不会走,睡嘛又不肯睡,个么(那么)带起来就比较吃力了。”谈凯敏回忆说。阿婆直呼吃不消,强烈要求他买辆学步车回来,甚至放言:“侬再不去买,我不帮忙带了。”当时,一辆学步车的售价大约是七八十元,对于工资只有几十块的谈凯敏来说,不是一个小数目。好在他从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尝试动手做各种东西,学步车自然也不在话下。

  首先,他去研究了一下市面上学步车的构造,把尺寸量下来。然后结合手边已有的旧物,着手做起来。上圈是用妈妈家里的坏矮凳改的,下圈是虬江路旧货市场淘来的旧铁管,座椅是用木板锯的,外面包了层人造革。谈凯敏说:“拼拼装装弄出来,几乎自己不出钞票。花钞票买的只有四只滑轮,旧的铁架、铜价。整个成本大概一二十块,比买现成的便宜多了。”

  这辆学步车的份量比现成的塑料学步车要重,反而更加稳当、实用,让儿子顺利地度过了学步期。后来还先后有四五个同事、朋友借去用,甚至在将近30年以后,孙女降生,学步时用的也是它。

  “我是老三届,进厂做工人,动手能力强。上海男人里的‘动手派’,基本是阿拉这一代。”谈凯敏说。说起自己动手做过的东西,他如数家珍:最早是做落地碗橱、书橱、书桌、玻璃橱等简单家具,然后是晶体管收音机、喇叭箱、落地灯、台灯、自行车、电风扇,直到黑白电视机。给孩子做过二胡、迷宫轨道、学步车、儿童餐椅等等。

  “埃个辰光动手做点什么,好省不少钞票,生活也充满乐趣。”谈凯敏说,“最惋惜的是当年以60块钱把自己做的红木二胡卖给了淮国旧,相当于两个月工资。当时觉得很合算,现在想想多可惜。”

  如今,时代不同了。他说:“开始自己动手做东西大约是1970年以后,文革高峰过去,人闲着没事,又受当时经济条件制约,为的是改善生活。到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,政策宽松了,大家就不靠自己做省钱了,而是找各种门路赚钱去了。所以讲,什么时代做什么事情,跟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经济基础密切相关。”

  1979年,远在辽宁葫芦岛(原锦西市)工作的夏正玉,收到爸爸从上海发来的消息,让她等候通过火车托运过来的一套家具。当时,她刚刚新婚不久,那是爸爸亲手打的,作为送给她的嫁妆。托运过来的家具、缝纫机用旧线毯、旧床单小心包裹着。夏正玉想象着爸爸如何在弟弟妹妹的协助下,把这些大家伙运到货运火车站。“从阿拉屋里到火车站有点距离,运过去应该蛮吃力的。”

  打开包裹,一整套家具包括大橱、五斗橱、电视机柜、沙发、桌椅和床,样式是上海当时流行的款式,在北方显得很时髦。夏正玉特别喜欢那个三门大橱:“式样蛮好看的。北方当时主要是炕柜,还没有大橱、五斗橱这种家具。”

  爸爸在房地局工作,因为手巧、会想办法,家里房子修修补补都靠他。夏正玉想象着父亲如何利用业余时间,在家里把这么多家具一点点做出来。她是家里的大女儿,17岁上山下乡,先到云南农场,后来又工作调动来到东北。父母不在身边,收到这样一份特别的嫁妆,心下很是感动。

  由她“开了个头”,接下来弟弟妹妹结婚,爸爸几乎给每人打了套家具,甚至于隔壁邻居家有人结婚要做家具,也请他帮忙。

  很多年以后回想起来,夏正玉明白了爸爸当时打家具的苦心:“阿拉爸爸家庭负担蛮重的,因为爷爷走得早,爸爸作为老大,每个月要贴补奶奶,照顾叔叔孃孃(姑姑)。埃个辰光(那时)买一套家具老贵的,他自己打既是一份心意,也好节省交关钞票。当爷娘的真是不容易,爸爸这一辈子蛮辛苦的。”

  1979年,在贵州遵义支援大三线建设的李致用和郑娅奋要结婚了。“三十六只脚”不用愁。当时为了生产需要,上海有木工厂配套内迁过去。考虑到很多上海青年到了适婚年龄,贵州当地的轻工业又相对落后,木工厂的老师傅专门做了几批上海式样的大橱、五斗橱等家具,供应给他们。然而,假使新人“要求高一点”,曾道人九码中特诗,想要沙发、茶几、靠背椅之类的,就只有自己想办法了。这可难不倒李致用。读中学时,他通过学工认识了木匠间的师傅。文革停课,他索性到师傅那边报到,认认真真学了木匠手艺。借回上海探亲的机会,他在当时北海路“鞋材辅料一条街”买了铆钉、海绵、做樟木箱的五金配件等,回贵州后在宿舍里做起了木工。

  他做了一套四把红色全包靠背椅。“颜色当时算老跳(出挑)的,式样放到现在也不过时。”郑娅奋评价说。靠背椅的式样参考了上海当时流行的一本“百科全书”,名叫《家庭日用大全》。

  做樟木箱的时候,李致用打的是传统的燕尾榫,除了包角,其他没有用一根洋钉。“做好是一整只六面体的木箱子,没盖头的,连厂里的老师傅都觉得奇怪。”郑娅奋回忆说。原来,按照传统的做法,盖头是箱子做好后根据比例锯开来的。

  如此灵光的木工手艺,在亲友结婚时自然少不了帮忙。李致用帮小舅子做过一只三人沙发,在弄堂里扎足了台型,也讨足了丈母娘欢心。“锯木头、绑弹簧的辰光,大家都跑过来看,觉得老稀奇的:哎呦,自己做沙发啊?阿拉姆妈老得意的:‘这是阿拉女婿。’”

  直到现在,女儿还珍藏着一只迷你小板凳,那是将近30年前李致用精心为她做的。当时,李致用夫妇在贵州工作,女儿则在上海长大。邻居家的小男孩和她年龄相仿,有只爸爸做的小板凳。“阿拉女儿老欢喜这只小矮凳的,每趟到人家屋里都要坐。人家外婆看她欢喜,就送给她了。没想到男小孩不开心了,又把它讨回来,讲‘这是阿拉爸爸做的’。阿拉女儿不服气:‘我也叫阿拉爸爸做一只!’”

  千里之外的李致用听说这件事后,安慰女儿说:“阿拉也做一只,做得比人家的还要好。”他做的小板凳只比连环画稍微大一点。“就像人家小人国里的矮凳一样。”郑娅奋说,“但全部是用榫头做的,一点也没偷工减料。”

  凳子托人带回上海,女儿看了爱不释手,还带到人家屋里去炫耀:“这是阿拉爸爸帮我做的!”“因为做得特别好,阿拉女儿不大舍得坐,一直囥(藏)到现在,还是全新的。”郑娅奋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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