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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了教育娱乐儿童文学还能做什么

时间:2018-10-17    作者:admin    来源:未知

  人很难忘记童年时读过的书。不管过去多久,那些从幻想故事中认识的神奇形象,从校园故事中获得的亲切和欢笑,从动物故事里接近的大自然……都会被昔日的小读者安放在内心的一个特别角落。它们是文字向我们展现其魅力的起始,它们所造就的触动,早已与一个人的成长历程密不可分。

  在每一个国家,儿童文学永远值得足够多的关注,原因就在这里。当一套书印行了几万、几十万、几百万册,它就化入了如许之多孩童和少年的记忆与意念;当一种审美、一种价值观植根在以十万、百万计的孩子心中,它就会影响整个社会的未来。

  什么才是最适合孩子们读的书?我们现在的出版市场,能提供给孩子们的文学读物足够好吗?进入21世纪以来,童书一直是整个中国出版行业最活跃的板块,而儿童文学又在童书里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份额。市场一片繁荣,书店琳琅满目,一不留神就挑花了眼,所以,我们需要更多商业化浪潮之外清醒的声音。

  中国儿童文学在市场上分外“受宠”,但此番情景并没有很长的历史。根据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公开过的数据,直到2001-2003年,童书市场的成长性仍低于整个图书市场;从2004年起,童书出版开始了高速发展,年产值增速14%,此后连续十年年均不低于10%。童书在整个图书市场上所占的份额,从1999年的8.60%,跃升到2012年几乎翻番的15.09%。而在童书的各个细分板块中,儿童文学占据的比例超过三分之一。

  在整个图书市场受到种种冲击的情况下,这样的井喷式发展不可谓不耀眼。于是,在2013年、2014年前后,相关出版人、研究者和媒体开始反复提及一个说法——这是中国儿童文学的“黄金十年”。蓬勃,光明,令人欣喜,未来可期。

  对于读者来说,比上面这些数据更直观的应该是每年的畅销书榜和作家富豪榜。郑渊洁、杨红樱、曹文轩、沈石溪、雷欧幻像等儿童文学写作者都是作家版税排行榜上的常驻者,连续多年少见缺席。在热闹的童书市场中,在无数孩子们的阅读经验中,这几位知名作家的名字已经是绕不过去的存在。

  但当连续多年看到的榜单都是大同小异,它也显现出一些隐藏的问题和水分。比如,当作家高度集中,新作者的创作有没有足够的涌现空间?系列化成为市场上的大“杀器”,创造利润的同时好像也造成了大量无新意的重复?每有成功作品问世,跟风之作层出不穷,市场成为儿童文学创作最主要的指向标?

  具体到以上几位最具分量的作家,其作品的质量也都受到过不少质疑。比如沈石溪的动物小说风行多年,有《斑羚飞渡》等多篇入选中小学教材,但其讲述的动物故事存在大量的知识漏洞,并有意混淆线年,一篇题为《你的孩子是充话费送的吗?竟然把沈石溪动物小说当宝贝给他看!》的微信公号文章就曾引起不小的波澜。

  杨红樱的作品同样遇到非议。她的代表作《淘气包马小跳》系列故事围绕调皮捣蛋的小学生马小跳展开,截至2017年,该系列已有25本,总销量超过3000万册。但不时有批评者认为,杨红樱的写作在文学性上有所欠缺,“人物性格卡通化,故事结构图像化”,提供的只是一种快餐式的阅读。

  不同的声音虽然有,但都远未影响到他们作品的畅销。儿童文学繁荣的十几年,在数量和销路上的成就有目共睹,但在质量和水准上,却未必尽如人意。

  儿童文学作品的热销,说明现在的家长越来越能认可“课外阅读”的意义,愿意为孩子的阅读付出成本。不似前些年,孩子读“课外书”有没有用已经不再是一个总被讨论的问题。但如果细究,会发现热门儿童文学作品之所以成为热门,很多是因为进入了“新课标”等指定小学生必读书目,受到学校和老师的推荐,仍是“课内阅读”的变种;还有一部分,是因为热闹好玩并且成系列化出版,受到很多孩子们的喜欢,而家长们认为“只要爱读书就好”。其实在成人阅读中,这也是堪称“主流”的两种观念:读书,或者为了收到一些教育和立竿见影的收效,或者为了放松和娱乐。

  但当阅读的对象是包括儿童文学在内的文学,它理应有更丰富的维度。《文心雕虎全编》的作者、儿童文学理论家刘绪源在文章中回忆这样一段经历:他参加电视台的一期节目,探讨的话题主要是在“让孩子读有意义的书,让他们在阅读中受到教育”和“让孩子得到快乐,阅读现在的畅销童书”两者间做出选择,现场的家长多赞同前者,而孩子多选择后者。但刘绪源对这种非此即彼的选择题感到悲哀,他发出疑问:“是不是除了有明确教育目的的作品,剩下的就只能是现在充斥书市的那些浅薄搞笑的童书?”

  刘绪源同时反对只注重市场效益的快速复制,和置教育性于文学性之上的“教育工具论”,在他看来,这两者以外,至少还应该有一种作品和主张是“强调审美价值”的,很多第一流的作品——比如《彼得·潘》、《爱丽丝漫游奇境》、林格伦的《小飞人三部曲》——并没有什么教育意义,但因为其审美价值,仍然不失为好作品。他最愿意推重的,就是这样的作品。

  作为文学理论家,刘绪源是站在文学的立场,比较偏向于纯文学。但即使对于并不关心纯文学的读者和家长,也同样可以思考类似的问题:为什么那些看起来最具教育意义的书,孩子往往不爱读?为什么有一些孩子好似爱看书,却并没有得到什么提升?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,其中的关键或许正在于“审美”。刘绪源说,“只有经历了审美的过程,只有在审美过程中获得了内心的悸动和愉悦,这种心理的变化才有可能转化为其他。比如,转化为一种新的认识眼光或认识能力,或转化为一种类似于教育的效果。”这个过程是微妙的,但这是文学不可替代的特质。

  回溯中国儿童文学的几个关键发展时期,会发现理论和观念建立起到了关键的作用。一百年前的五四时期,新文化知识分子开始了“儿童的发现”,周作人在文章中提出,要将儿童视为“完全的个人”,“我们承认儿童有独立的生活,就是说他们内面的生活与大人不同,我们应当客观地理解他们,并加以相当地尊重”。郑振铎说,“儿童文学是儿童的——便是以儿童为本位,儿童所喜看所能看的文学”。正因为这样的新观念开始得到接受,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翻译和创作才正式开始,中国的孩子也在家庭和社会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重视。

  20世纪80年代,新一代作家、研究者又开始了关于儿童文学的讨论。曾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占据统治地位的“教育工具论”受到深入的批评,“儿童性”与“文学性”的关系也得到了充分的探讨。与此同时,一批新的作家、新的作品出现,直至今日,这些名字仍是儿童文学界的主要力量。

  即便是近些年来,儿童图画书在童书领域的“异军突起”,也同样离不开众多儿童教育者和阅读推广人日复一日的讲说,让越来越多的父母认可图画阅读和亲子阅读的重要。于是短短十年间,“绘本”从一个陌生的词,走进了一代中国孩子的童年。

  当阅读需求和市场化造就了中国儿童文学的“黄金时代”,理智清醒的批评和专业的理论探讨反而显得比从前没落。当行业内随处都是可以赚钱的机会,沉下心来思考变得更难了,不追捧跟风的批评也少见了,所以刘绪源的《文心雕虎全编》才会看起来尤为难得。但如果期待中国儿童文学能有真正一流的代表作,如果期待中国的孩子们能从市场上更容易地找到真正优秀的读物,那我们就一定需要批评的声音,以及创作者的真诚之心与读者的清醒判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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